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嵇康赋予“竹林七贤”阳刚特质
发布时间:May 15, 2014 9:47:56 AM  查看次数:1457次
 一道瀑布从峭壁上一跃而下,直落山谷,飞珠溅玉,气势恢弘。

  百家岩峭壁下,东边是嵇山,西边则是山谷,瀑布就从岩顶直坠山谷。陡直壁立的大峭壁不怒而威,奔腾而下的瀑布激情四溅,共同演绎着太行山的壮丽和阳刚。

  嵇山上曾有嵇康的居所,这画面想必是他所常见。热爱大自然的嵇康,素来倡导“混乎与万物并行”,渴望与气韵生动的大自然浑然一体。既然如此,这太行山的阳刚大气上档次,不可能不影响到他。

  “有了嵇康,竹林七贤就有了一种阳刚气质。”修武文化学者杨天亮说,在全国性的竹林七贤学术会议上,他只讲嵇康的阳刚性格,赢得一片掌声。

  竹林七贤的身世、性格、人生选择差异极大。日本学者冈村繁甚至认为,这个圈子,是“曹马之争”中两派为“获取对方情报”凑到一起的。虽然山涛真的是司马懿家亲戚,嵇康也的确是曹操家女婿,但这日本人显然是想多了。不过,由此也可以看出七贤之间差异之大。

  有差异就有人来品评来论优劣。东晋初年,谢安的侄子谢玄和兄弟们谈论竹林七贤,就争起了孰优孰劣。当他们争得面红耳赤之时,谢安抬起一只手制止了:

  “先辈初不臧贬七贤。”意思是说,我们的先辈从来不对七贤乱加褒贬。

  谢安是对的。如学者刘强所说,竹林七贤是一个整体,他们每个人都个性十足,参差百态,各尽其妙。如同七个音符,音色各异,长短不一,但组合在一起,就弹出一曲美妙动听的乐曲,丛生出一片独立、自由、放达、至情至性的竹林。如果过多争论孰优孰劣,就可能拆散了这片竹林。

  但是,七贤优劣似乎是个挡不住的话题。南朝文学家颜延之做《五君咏》,把做了高官的山涛、王戎去掉,只留下其余五人;沈约做《七贤论》,推崇嵇康、阮籍,认为其他五人大为逊色,而在嵇、阮之间,他又更推崇嵇康。随后“七贤优劣”干脆被简化成“嵇阮优劣”了。

  到宋代文人叶梦得,给问题做出了非常极端的答案:“(阮籍)若论于嵇康前,自宜杖死!”

  此语一出,无数“阮籍粉丝”不服:这话也忒过分了吧?!

  阮籍“穷途之哭”

  阮籍是个爱哭的人。他赖以成名的82首咏怀诗写得幽怨“遥深”,如泣如诉,有人说“打开中国文学史,很难找到像阮籍那样爱哭的人。”

  不仅诗中爱哭,现实生活中阮籍也经常哭,哭得撕心裂肺,莫名其妙。

  “时率意独驾,不由径路,车迹所穷,辄痛哭而反。”他时常由着心情自己驾车出门,不走大路,漫无目的,一直走到山穷水尽、无路可走,才下了车,对着山野放声大哭一场,然后掉头回家。

  阮籍为何这样爱哭?他的内心为何有那么多的孤独寂寞、痛苦忧愤?

  阮籍是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瑀之子,他“容貌瑰杰,志气宏放,傲然独得,任性不羁”,与嵇康正是同类,所以第一次见面他们即“契若金兰”,成为“竹林之游”的两大核心人物。

  但嘉平元年(公元249年)发生的高平陵之变,改变了阮籍的生命轨迹。魏明帝曹叡临终之时,令司马懿和曹爽为辅佐大臣,“夹辅”新小皇帝曹芳。嘉平元年,曹爽带着小皇帝前去高平陵祭奠曹叡,司马懿乘机策动政变,掌握了曹魏政权。

  为巩固司马氏对政权的控制,心狠手辣的司马懿进行了残酷的杀戮,他给曹爽及其亲信扣上谋反的罪名,全部处死并“夷三族”—父族、母族、妻族全部杀光,一个不留,即便已出嫁的女儿也抓回来杀掉。一夜之间,大约三十万人的洛阳城中,数千人被砍头,血腥和恐怖在城中弥漫。

  自高平陵之变到西晋建立,长达十六年的时间里,司马氏为了篡夺政权,一次次镇压曹魏势力反抗,一次次血腥杀戮,全国被恐怖笼罩。

  为了收买人心,高平陵之变后,司马懿网罗名士,为自己装点门面。

  此时阮籍年近四十,名头极为响亮,司马懿首先瞄上了他,发出征召令,让他到自己手下任职。

  此前,阮籍曾经三次辞谢高官的征召,但这一次却与之前不同。司马氏初掌政权,继续树立权威,不合作会被当成挑战,无异于自寻死路。

  万般无奈之下,阮籍接受任命。此后十多年,他又先后被迫在司马师、司马昭手下任职。

  一个率真任性、至情至性的人,为了活命,不得不做违背心愿的事情,这无疑会带来极大的痛苦。正是因为要发泄这样的痛苦,阮籍的诗才有那么多的悲悲切切,也才有那么多的类似“穷途之哭”的怪诞。

  公元263年,司马昭要加封晋公,要阮籍写劝进表,阮籍万般无奈写了这个东东。文章写得很好,洋洋洒洒,才气纵横,当时被称为“神笔”。但阮籍自己却郁闷不已,没多久即郁郁而终。

  嵇康“广陵散绝”

  虽然同为竹林名士,都是随性重情的人,但嵇康的性格与阮籍大不相同。

  阮籍很谨慎、很能忍。他可以有很多不合礼法,却发自内心真情的举动,但在现实政治中,小心谨慎,能低头时就低头,不愿得罪任何人,“发言玄远,口不臧否人物”。现代学者雷海宗说:“中国知识分子一言不发的本领,在全世界的历史上,可以考第一名。”阮籍可说是这种处事方式的代表。

  而嵇康是个敢说话的人,遇到不公不平的事,他忍耐的功夫比阮籍差远了,用他自己的话说,他是“刚肠疾恶,轻肆直言,遇事便发”。

  嵇康是曹操的曾孙女婿(一说是孙女婿),有人说这个身份影响了他一生。其实,在“曹马之争”中,嵇康并没有被牵连进去。高平陵之变前,20多岁的嵇康即远离官场,过着逍遥自适的生活;高平陵之变后,为防患未然,司马懿下令将曹魏诸侯王公全部拘捕,押解到邺城软禁,这时嵇康也没有受到影响,显然他并不是监控对象。

  司马昭掌权后,征召名气越来越大的嵇康做官,但嵇康早已立志不仕,远走他乡躲了三年,得以脱身。从这点看,他确实比阮籍爱憎分明,敢于担当。余秋雨在《遥远的绝响》中,对嵇康显然更为赞赏:

  “嵇康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第一等的可爱人物,他虽与阮籍并列,而且又比阮籍年少,但就整体人格论之,他在我心目中的地位要比阮籍高出许多……对于自己反对什么追求什么,嵇康比阮籍更明确、更透彻,因此他的生命乐章也就更清晰、更响亮了。”

  嵇康之祸,看似偶然,但其实绝对是“性格决定命运”。

  吕安之妻貌美,被他哥吕巽 (xùn )迷奸,吕安十分愤恨,要状告吕巽。嵇康与吕巽、吕安兄弟均为好友,劝吕安先隐忍,由他出面谴责吕巽。但吕巽害怕报复,遂先发制人,反诬告吕安不孝,吕安遂被抓捕,并判决流放。流放途中,吕安气愤难平,给嵇康写了一封言辞激烈的信,其中有“顾影中原,愤气云涌”、“披艰扫难,平涤九区”之语,大约这信还没到嵇康手里,就被截获,成了谋反的证据,吕安从流放途中被抓回,投进了大牢。

  嵇康为此气愤难平,他写了《与吕长悌(即吕巽)绝交书》,然后“义不负心”,只身赴洛阳为吕安辩护,结果也被抓进监狱。

  嵇康被抓,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,“太学生数千请之”,“豪俊皆随康入狱,悉解喻,一时散遣”。

  这样的情形,嵇康怎么也罪不至死。但与嵇康有宿怨的钟会“使了坏”,他对司马昭说了两点:“嵇康,卧龙也,不可起。公无忧天下,顾以康为虑耳。”“康、安等言论放荡,非毁典谟,帝王者所不宜容。宜因衅除之,以淳风俗。”据说这两句话打动了司马昭,让他觉得应处死嵇康和吕安。但一些研究者分析,司马昭决定处死嵇康的真正原因,是嵇康的拒绝他征召的不合作态度。

  “康将刑东市,太学生三千人请以为师,弗许。康顾视日影,索琴弹之,曰:‘昔袁孝尼尝从吾学《广陵散》,吾每靳固之,《广陵散》于今绝矣!’时年四十。海内之士,莫不痛之。”

  嵇康的死,不仅让当时的人“莫不痛之”,几乎所有后世论者也“莫不痛之”,如学者刘强所说,嵇康死了,他的独立、自由精神却永垂不朽!他的死,提升了生命的尊严,也丰富了死亡的价值。后人喜欢竹林七贤,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嵇康。他不畏强权、捍卫尊严,赋予竹林七贤一种阳刚的特质,提升了竹林七贤在中国知识分子心灵史上的地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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